當代的迴響／影響：重游平海
我們今天依然在中國聽到的一句老話「陽奉陰違」，很好地概括了本書所討論策略的精髓。碰巧的是，這句老話的早期出處之一是明末一篇關於徭役的奏疏──儘管今天使用這句話的人大多不知道這一點。 當代中國「陽奉陰違」的事例多不勝數。
許多在改革開放初期發家的中國暴發戶都從事制度套利，他們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購買各種東西，又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以更高的價格出售這些東西（這裡所指的是狹義的、在當代帶有負面色彩的「制度套利」）。明代福全所的蔣繼實與他同夥的水師軍官在一九八〇到九〇年代的中國海軍會感覺回到家一樣，在那裡走私及與走私者合謀相當盛行。
圖／Pixabay
我在上文的三點觀察當中──關於契約、非正式組織以及國家語言的使用，至少第三點似乎在某種程度上適用於當今中國社會。我和中國人談起這個課題時，他們往往最關注這一點。在毛澤東時代，百姓依然有意利用國家語言包裝他們的政治訴求；時至今日，他們仍這麼做。
舉例來說，在中國某些地區，我們不難發現近年來重修的一些地方廟宇同時充作「老人娛樂中心」和「民俗研究所」。高丙中解釋，當百姓重修法律地位模糊的寺廟時，他們同時會故意創造出一個地位明確合法的社會組織。他把這個現象稱為「雙名制」。籌建寺廟的人利用某個監管制度（如負責管理老人活動或民俗研究的機構）來確保另一種活動（如民間宗教）可以得到授權。
魏樂博（Robert Weller）進一步闡發了這個觀點，提出「盲眼治理模式」（blind-eyed governance）的概念：有些社會形態和行動嚴格來說是違法的，但政府依然容忍它們的存在。一言以蔽之，就是對這一切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他主張，官員對處於法律灰色地帶的行為視而不見，實際上是當代中國政治的一項基本原則。 但是，它也是明代官府依賴非正式管理手段在當代的寫照。
圖／Pixabay
古今中國社會在語言實踐上的另一個相似之處，在於當代抗議的手段。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批評了「當代抗議行動反映出公共論述正處於萌芽狀態的權利意識」的觀點，主張所謂的「權利意識」實際上是「規則意識」。抗議者清楚瞭解「照著規則玩的重要性……採用國家語言來表明個人的抗議行動並沒有質疑中央政府統治的合法性」。 促使高丙中、魏樂博和裴宜理提出他們理論方面的見解的那些爭議課題，如家庭教會、環境保護等等，在中華帝國晚期的社會中並沒有明顯的對應物。
但看到地方社群為了自身利益而進入、操縱並扭曲國家體制，不難想到古今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日常政治可以有很有趣的對應。裴宜理寫到中國的抗議者只是「鸚鵡學舌般」重複國家的語言，就如許多其他地區的抗議者一樣。但是，我們也可以將語言的創意運用視為在地組織與中國國家共處之長久歷史中的一部分。花太多時間討論這些相似性沒有多少意義；「照著制度玩」並非中國獨有的現象。
但是，考慮到帝國晚期普通百姓爭取並追求自身利益的方法，以及他們在沒有訴諸法律權益的情況下提出訴求的方式，仍影響當代中國的政治爭鬥，這些政治模式就不是某種永恆不變的文化下產生的原始遺存，而是他們長期與新舊國家政權互動之悠久歷史的產物。
至於明代日常策略與當代日常策略之間是否存在連續性，這是我無法給出肯定答案的問題。但是，毫無疑問，前者對社會制度和社會關係影響久遠。軍戶利用的策略所造成的影響並沒有隨著明王朝滅亡而消失，而這些影響的證據也不僅僅見於圖書館和檔案館。我們依然可以在中國農村地區看到它們留下的遺跡。
明代軍事制度將個人和家庭移到別處，迫使一些人離開他們所熟悉的社會環境，再把他們放到新的社會環境裡。這轉而激發他們建立新的社會關係和新社群的努力；「解域化」催生了「再域化」。
沒有擔任正軍的軍戶成員努力和擔任正軍的宗親保持聯繫──有時這種關係跨越千里之遙並維持好幾代人。士兵們一旦定居在衛所或軍屯，他們就加入或組織利益群體，且透過婚姻習俗、寺廟網絡、參加科舉制度以及主持其他活動，最終與其他士兵或原本的居民產生身分認同。
因此，明代中國百姓的流動導致有些社群被拆散，又把許多之前相互隔絕的空間聯繫起來，同時使已有的社群經歷蛻變，並催生出許多新的社群。國家的干涉行動以及受其影響的人的反應，在社會空間的構築上引起轉變。即使在引起這些變化的制度早就被廢除之後，這些轉變依然持續，有些甚至延續到今天。
透過把這些遺緒聯繫到導引它們出現的現象，可以看到帝制時代晚期塑造地方社會的這些過程。跟隨宮廟繞境路線或搜集宗族結盟歷史的證據，不只有助於我們瞭解遙遠年代的日常政治，還能夠將過去和當代的中國社會聯繫起來。
我們今天依然在中國聽到的一句老話「陽奉陰違」，很好地概括了本書所討論策略的精髓。碰巧的是，這句老話的早期出處之一是明末一篇關於徭役的奏疏──儘管今天使用這句話的人大多不知道這一點。 當代中國「陽奉陰違」的事例多不勝數。
許多在改革開放初期發家的中國暴發戶都從事制度套利，他們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購買各種東西，又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以更高的價格出售這些東西（這裡所指的是狹義的、在當代帶有負面色彩的「制度套利」）。明代福全所的蔣繼實與他同夥的水師軍官在一九八〇到九〇年代的中國海軍會感覺回到家一樣，在那裡走私及與走私者合謀相當盛行。
我在上文的三點觀察當中──關於契約、非正式組織以及國家語言的使用，至少第三點似乎在某種程度上適用於當今中國社會。我和中國人談起這個課題時，他們往往最關注這一點。在毛澤東時代，百姓依然有意利用國家語言包裝他們的政治訴求；時至今日，他們仍這麼做。
舉例來說，在中國某些地區，我們不難發現近年來重修的一些地方廟宇同時充作「老人娛樂中心」和「民俗研究所」。高丙中解釋，當百姓重修法律地位模糊的寺廟時，他們同時會故意創造出一個地位明確合法的社會組織。他把這個現象稱為「雙名制」。籌建寺廟的人利用某個監管制度（如負責管理老人活動或民俗研究的機構）來確保另一種活動（如民間宗教）可以得到授權。
魏樂博（Robert Weller）進一步闡發了這個觀點，提出「盲眼治理模式」（blind-eyed governance）的概念：有些社會形態和行動嚴格來說是違法的，但政府依然容忍它們的存在。一言以蔽之，就是對這一切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他主張，官員對處於法律灰色地帶的行為視而不見，實際上是當代中國政治的一項基本原則。 但是，它也是明代官府依賴非正式管理手段在當代的寫照。
古今中國社會在語言實踐上的另一個相似之處，在於當代抗議的手段。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批評了「當代抗議行動反映出公共論述正處於萌芽狀態的權利意識」的觀點，主張所謂的「權利意識」實際上是「規則意識」。抗議者清楚瞭解「照著規則玩的重要性……採用國家語言來表明個人的抗議行動並沒有質疑中央政府統治的合法性」。 促使高丙中、魏樂博和裴宜理提出他們理論方面的見解的那些爭議課題，如家庭教會、環境保護等等，在中華帝國晚期的社會中並沒有明顯的對應物。
但看到地方社群為了自身利益而進入、操縱並扭曲國家體制，不難想到古今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日常政治可以有很有趣的對應。裴宜理寫到中國的抗議者只是「鸚鵡學舌般」重複國家的語言，就如許多其他地區的抗議者一樣。但是，我們也可以將語言的創意運用視為在地組織與中國國家共處之長久歷史中的一部分。花太多時間討論這些相似性沒有多少意義；「照著制度玩」並非中國獨有的現象。
但是，考慮到帝國晚期普通百姓爭取並追求自身利益的方法，以及他們在沒有訴諸法律權益的情況下提出訴求的方式，仍影響當代中國的政治爭鬥，這些政治模式就不是某種永恆不變的文化下產生的原始遺存，而是他們長期與新舊國家政權互動之悠久歷史的產物。
至於明代日常策略與當代日常策略之間是否存在連續性，這是我無法給出肯定答案的問題。但是，毫無疑問，前者對社會制度和社會關係影響久遠。軍戶利用的策略所造成的影響並沒有隨著明王朝滅亡而消失，而這些影響的證據也不僅僅見於圖書館和檔案館。我們依然可以在中國農村地區看到它們留下的遺跡。
明代軍事制度將個人和家庭移到別處，迫使一些人離開他們所熟悉的社會環境，再把他們放到新的社會環境裡。這轉而激發他們建立新的社會關係和新社群的努力；「解域化」催生了「再域化」。
沒有擔任正軍的軍戶成員努力和擔任正軍的宗親保持聯繫──有時這種關係跨越千里之遙並維持好幾代人。士兵們一旦定居在衛所或軍屯，他們就加入或組織利益群體，且透過婚姻習俗、寺廟網絡、參加科舉制度以及主持其他活動，最終與其他士兵或原本的居民產生身分認同。
因此，明代中國百姓的流動導致有些社群被拆散，又把許多之前相互隔絕的空間聯繫起來，同時使已有的社群經歷蛻變，並催生出許多新的社群。國家的干涉行動以及受其影響的人的反應，在社會空間的構築上引起轉變。即使在引起這些變化的制度早就被廢除之後，這些轉變依然持續，有些甚至延續到今天。
透過把這些遺緒聯繫到導引它們出現的現象，可以看到帝制時代晚期塑造地方社會的這些過程。跟隨宮廟繞境路線或搜集宗族結盟歷史的證據，不只有助於我們瞭解遙遠年代的日常政治，還能夠將過去和當代的中國社會聯繫起來。